主页 > 热搜人科 >拒绝被「拨乱反正」的历史观,香港的故事要由香港人来说 >

拒绝被「拨乱反正」的历史观,香港的故事要由香港人来说

史学的本质:过去、史家及历史论述的往复对话

有不少人对历史的认识,仍建基于中学的历史教育:历史学是一门沉闷的、讲究背诵的学问,教科书上不变的文字即为过去,史家只是单纯的「记录者」。大家都以为历史不会说谎,历史就是「真实」的代名词。然而,历史的本质和作用实际上远不只如此。

历史是关于过去的学问,这点是无庸置疑的。但这「有关」,却不是一个等号。应该说,在这谬论如烟雾弥漫的年代,理解历史「有关」,而非「等于」过去这一点,有助读者能更清醒地看待过去、现在和将来。

「过去」简单而言即各位常识中的「历史」,一切均已尘埃落定。历史已经成为一种真理,史实躺在过去等待后人慢慢发掘。

分隔「过去」和「历史论述」的原因,在于理解到「过去」不能单独地存在,而必须寄身于名为史料的载体之上。一手的如官方文件、日记、相片等,二手的如史家的历史学着作等。这些载体无可避免地出于人手。受限于记录者的识见、偏见、意图,便为单纯的史实,披上了一层人性主观的外衣,这便是史学不是直接等同过去的根本原因。

历史,可以随政治权力和历史环境而变迁。来自不同背景,拥有不同动机和价值观的书写者笔下,因应不同的个人或政治动机,历史获得「追认」和「重建」。历史并非(如大部份人以为)仅仅是停滞的过去,而是以史料为据下对过去的变动不止的论述。

史学流动的特性来自其本质包含了「记载」此成份。所有「过去」必须获得「记载」(历史论述)方可流传后世,而这种「历史论述」:

    必然不能包涵所有事实; 必然为各种「记叙者的因素」所影响(如对史料剪裁的主观评判、知识面的局限、价值观的促限、写作动机等等); 必然为当时政治环境所左右(威权政府通常阻碍有损其统治合法性的论述流传于公众之间)。故此,历史论述不可能,亦不必要追求对过去作全盘记载。

史家的责任,乃在于分析这些事件为何发生、它对当时及现在有甚幺意义。要完成这责任,史家在阅毕史料后,须确立自己的论述策略,在众多分散的史实当中,筛选合适的史料,勾勒出一个「更大的模式」(历史图象),可见历史论述并非过去的完全反映,而是史家基于对史料的见解和个人史识,对过去个人和社会关係的诠释,一种有历史依据的叙事。

从以上对史学本质的解构,可得知「历史论述中的过去」,反映的不单是(部份的)史实和史家的个人分析,同时亦会折射出叙述者的心态,以及当时代的历史环境。较完备的历史论述,除了过去本身,亦应进一步探讨过去如何获得追认,这段过去在各种「历史论述」中的「增减」,以及这些「增减」的由来。

史学的作用:构建身份认同,塑造价值、方向

所有的有意义的事物,包括身份认同,都在最先包含了一种「认知的过程」(cognitive process),经过知识价值系统的诠释,经过一轮「符号化」后方对我们产生意义。任何观察和认知,都必须通过这层符号化的洗礼,才具有意义。在「诠释」的过程中必然包含人的价值(而非事实的)评判。在这层次上,历史论述便大有发挥的空间了。

历史论述的奇异之处,在于它和眼镜一样,改变了你对现实的认知。史家通过史着诠释「过去」,改变我们看待「现实」的方法-「现在」是「过去」的产物,史家无从改变;但史家却能通过「诠释」过去,改变今人对当代事物的「理解」:它的意义、对错,甚至有无。这层「诠释」空间,对所有政治共同体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掌握过去的诠释权,能极大地提高管治的合法性。

举例而言,若你认知到我们是享有共同祖源文化的同一民族,那两者便理应身处同一政府之下,且共同分担损益;又例如若历史论述不断强调过去政府的贡献,而忽略其他指标的重要性,那现在的些许不公似乎也变得可以忍受。有效的历史论述能从根本上,改写人民对管治合法性,政策方向的看法。利益之下,各种政治权力话语权的操作因而白热化。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实不能遍览所有历史论述的所有功用,在此仅举两项隅举两点及其作用。并以香港作为论述的例子。

(一)历史论述如何建立民族认同,及其作用

以下本文将开始以民族认同为例,粗略梳理「认同」(作为对现实的「诠释」之一)和历史书写的关係,务求令读者明白为何「历史为何在每个时代都不断地被重新书写」。

Benedict Anderson于《想像的共同体》一书中,对认同下了一个精巧的定义:「民族是一种想像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像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他敏感地指出,所有的国族认同都是一种「认知的过程」的产物,而非各位直觉地以为是寻找民族「客观特徵」的结果:不论「体质、语言、文化风俗、生活习惯等,都不是构成一个族群的必要和充分条件;美国和英国人同操英语、但他们显然属于不同民族;韩国人和香港人一样赛龙舟,那我们都是韩国人幺?

判别身份的关键,并非客观特徵(所谓民族性)的有无,在于谁来判别那些「特徵」的重要性,足以作为划分「我们/他者」的分界线;作为个体是否认知及承认自己是否归属于某民族,并不是客观的区分,而是主观(纵然是不自觉)的选择。民族国家是客观的政治实体,但民族意识本身却属于主观的建构。

历史论述在建立身份认同(包括民族认同)上具决定性的作用: 王明柯教授的着作《华夏边缘》中言及,族群由确认族群的「边界」来维持。而辨识他者的其一办法即透过诉诸「共同祖源记忆」,通过掩藏和放大历史,甚至创造神话,製造一种血缘的共同体想像(例如「同胞」、「母国」、「祖国」等)。王氏同时指出,族群认同也是人类资源竞争的工具,统治阶层选择性地遗忘和重建记忆,得以建立有利自身管治的历史论述。这

种将官方的历史论述,巧妙地引入「个体诠释现实,产生意义」的过程当中。具体地说,便是通过树立「正确」(官方角度上)的对现实的理解(诠释),政府得以无声无息地将人民引导向支持政府的方向。Keith Jenkins在《历史的再思考》中进一步延伸,历史论述本身便是意识形态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都企图以历史记忆动员民众支持己方。透过干涉历史书写,即能模塑今人对政治的看法,满足当权者的政治目的。

(二)历史论述如何左右对政府的看法,及其作用

「一部香港历史,其实也是一部「香港人」如何发现和创作自己『历史身份』的历史」。我系锺宝贤教授于《九龙城》一书的绪论中,梳理香港社会菁英如何因着各自政治利益,追认一段或许不存在的历史。

锺教授指出、首先是英殖民地官员为了城市规划的弹性和对历史感的喜好,认同了这种说法,不久南下香港晚清遗老为了追弔故朝,表明心迹,将宋王台抬高成中华正朔的地方,到后来赵氏宗亲会宣传下,宋王台的历史性质几近定案。各团体奉此说法为圭臬的原因,自是各取所需的结果。从这种的历史诠释的合力操控中,我们可以见到政治权力的运作,远在学术考究之上。

锺教授在此,除了有助证立「历史论述」非全部「过去」的观点外,亦提出了一个的观察方向。此即下文会说明的殖民地政府通过「历史发掘」和「历史重认」,「过去」,和其他团体组织争竞话语权的场域。香港殖民地政府,通过以政府机关诠释官方历史,模塑大众的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从而最终达到合法化(legitimize)现今政府管治的目的。

殖民地政府与香港史论述

有人说过,「香港是没有历史的」,这并不是指香港人没有历史,而是香港人很长时间内从来没有正视香港历史的问题,以致太多人对香港历史毫无了解。不论在中文学术界、教育界、抑或传播界,殖民地时期上述三者在传播香港历史知识上都未有尽力。这并非单纯技术上的理由所致,而必须以殖民地政府的刻意操作进一步解释。

殖民地政府对香港的定位,乃是以香港作为敲门砖,打开通往中国的大门。因此,将香港的文化与中国完全割裂,和殖民地政府的统治目的是相悖的。殖民地政府因而推行不干预的文化政策,「执政治民,概依中国法律风俗习惯办理」。这种文化政策,自然便带来管治风险:当时港人相对殖民地政府,或香港本身,对中国「母体」更有归属感,民族主义运动严重削弱英政府的有效管治。

这危机于后殖民时期更形迫切。此情此境,若更多港人了解香港被入侵,被殖民的史实,和母体的「民族主义」相呼应,则其管治危矣。故此,殖民地政府有充份的动机压抑香港人的历史感,从而减低香港人的民族意识及爱国情怀。这种意图即体现在对历史书写内容限制两点之上。

压制-有关殖民与侵略的

香港史,特别是政治史的不被重视,和其必然涉及英国佔领香港,有必然的关係。以黎晋伟所编的《香港百年史》为例。《百》是香港第一本以中文写就的香港史,1948年6月初版,从此书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殖民政府的政治压力,史家们如何委曲求存。

首先在这本《香港百年史》中,政治史所佔篇幅仅佔五分之一,乃当时史着所罕见,这种比例的反常直接和四十年代末的政治环境有关。而在仅存的政治史部份中,几乎未有提及英帝国的侵华经过,而对香港岛的割让问题上,亦刻意轻描淡写,特别是对「鸦片」的角色,近乎只字不提,对于中英双方开战的理由,有载如下:

「他们(英国人)最初移到香港后,因为九龙寨方面对他们进行压迫,封锁了他们的粮食,使得他们的生活感觉困难,后来他们获得政府的同情,派舰东来保护他们,跟着与清政府开战,迫使清政府割让香港」。香港开埠,于香港史绝对的转捩点,就此草草带过。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英国作为殖民大国,对历史论述作用的重视和把握。

拒绝被「拨乱反正」的历史观,香港的故事要由香港人来说
英帝国主义下的香港史书写

在有意淡化殖民地政府英帝国主义本质的同时,殖民地政府亦强调英国人对香港的绝大贡献。

英帝国主义的信仰亦影响大英帝国时代英籍史家对香港史的书写策略。此以欧德理(E. J. Eitel)所撰之《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1895),以及其后安德葛(G. B. Endecott)所撰之《A History of Hong Kong》(2nd edition in 1973)为代表作。

这些英藉学者大多认同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制度,以殖民地政府之角度撰写香港历史,以殖民地管治菁英为历史叙述的主角。以欧德理之《Europe in China》为例,他先介绍十九世纪大英帝国对华政策以殖民香港的经过,再以港督的任期来划分,叙述香港殖民地政府早年宪制之演化和成就。

殖民史观的历史论述十分强调英国殖民管治香港的成就。夏思义(Patrick H. Hase)指出,它们往往明言或暗示香港的繁荣和成就,全靠英国人的管治和营商技巧造就。在1908年出版的《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 of Hong Kong》就是将这种殖民者自信显示得淋漓尽致的例子之一。

书中形容香港这个城市是「英国殖民者进取精神、干劲和成功的不朽标誌」,强调香港为英国殖民者的光荣。这些写作透露着帝国主义时代英国史家的民族自信心,强调英国殖民者之道德使命感:「在英国帝国主义者眼中,大英帝国受命于天,以文明受託者的身份,将英国文化扩展至全世界,为殖民地民族带来和平盛世。」

殖民史家强调殖民体制为香港带来的成就,配合英帝国主义之道德使命感论述,突显出英国文化之优越,官僚系统的完善,将香港史写成属于「殖民者的香港史」。吕大乐教授言,潜移默化之下,大多数香港人亦视官僚效率、社会治安、政策前瞻等,为审视政府合法性的首要标準,内地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等口号相形受到漠视。

回归前后的「中国」香港史书写

国族史观意指以国家利益为本位所撰写的历史书写。中国历史学家对香港历史的兴趣始于1980年代,以国族史观所撰写的香港历史书写不断涌现。其中包括余绳武、刘存宽主编的《十九世纪香港史》(1994)、前者和刘蜀永主编的《二十世纪的香港史》(1995)、刘存宽着《香港史论丛》(1998)、刘蜀永着《简明香港史》等人所编的论丛,以及中央电视台推出的两套大型专题片《香港沧桑》和《香港百年》。

书中香港亦不谋而合地同被套入一个相当完整和严密的国家中,这套论述框架即,「爱国」、「反帝」、「民族团结」、「统一」等等。这些历史论述绝多数都得到官方的资助,甚至是官方本身发布的,政府的支持,源于价值。香港研究,国内角度的香港论述的涌现,对北京而言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里可参考《香港沧桑》解说词的《序》对出版原因的说明:

在此,甚幺是所谓「现实意义」便相当关键,因这反映了当时涌现的香港历史书写有其「政治目的」,这种政治目的是甚幺?参考刘蜀永于书中的说法:

在此,我们明白到「有益的历史概览」和「现实意义」具备相当的相关性,但这种关联具体是甚幺?我们可以在刘存宽的《香港史论丛》(1998)中〈香港回归与文化认同〉一文中找到坦率的答案:

「人心回归」,「有益的历史概览」的现实主义,具体来说,即在于带动「人心回归」。新华社社长许家屯曾言:「地归人心不归,不能算完全回归」。当论及回归,很自然便提到两点:自何处脱离?回归至何方?此话经刘存宽对文化认同的阐释,便更明暸了:

对于前者,他认为香港殖民地如上文所述,运用统治机关向港人灌输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又刻意淡化香港人的民族意识和祖国观念。而对后者,他直言「(香港的文化认同即)对祖国、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母体文化爱国传统的认同」。

对「祖国」、「母体」和爱国传统的认同,一建立于对殖民地政府贡献的否定,二建立于强调「祖国」对香港发展的莫大贡献、三建立于将现今香港由殖民地政府建制主导的意识形态,倒过来由中国政府建制主导的意识形态,这便是刘氏所言的拨乱反正。

经过这一步步的推论,本来模糊的「现实意义」便变得清晰易懂了。国内所有「有益的历史概览」都有其现实意义,历史论述的现实意义,在于带动香港人心回归,脱离何处?殖民文化,与及对祖国的离心力。回归往何方?回归往对祖国、对爱国传统的认同之上目的为何?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如何实现?依靠「有益的」历史论述,依靠有益的颂歌式的言辞达到政治宣传的效果。香港历史论述和中国的国家论述挂勾,成为回归历程的一部份,「历史」和「认同」,在此合一。

爱国史家意识到,人心回归比主权移交的问题更难以解决。他们相信,殖民地政府的历史教育刻意淡化港人的大中华民族意识和爱国观念,致使人心仍未回归。因此,中国史家认定自己肩负起「拨乱反正」的政治任务,为港人提供他们认为正确的历史论述,积极为中共在香港确立其统治地位。

透过上述推演,可得知内地学者书写香港的政治目的,那究竟他们写的是甚幺的香港史呢?

事实上,以政治的目的为前提书写历史,古往今来亦然,其本身无甚可议之处。但关键在于,作为香港人对历史的诠释,和国家论述之间,是其存在断裂?而香港人要怎样面对这种断裂?内地官方将香港于殖民时代的历史,定位为英国人侵佔香港的历史,英国人的统治,在反帝救国的国家论述下,必然是(也只能是)哀愁而悲劫的。香港的繁荣盛世,有赖于华人的自强精神(而非殖民地政府的功劳)、中国的不懈支持,而最终以回归作为盛典的终曲。

回归在此成为了某种不证自明的救赎,也完满了这套线式论述-香港得以摆脱殖民地政府咒缚,与祖国有志一同,开创更美好的未来。而在这种线性的、单调、大一统的历史基调下,一些「不和谐」的杂音,需要「袪除」;一些音调,需要提高;有些音节,亦需加插其中。

对历史事实的放大和缩小的,主要体现于英帝国政府为了贩卖鸦片侵佔香港作为其商业基地(而非因如英政府所称,英商在中国遭到歧视)、殖民地政府在港施行的独裁、种族歧视政策、以及港人的艰苦物质生活等等。

而在历史事实的掩没:殖民地政府的功绩、香港本土意识的建立等等,以上所指又和香港的近代史,即70年代-90年代之间的历史密不可分。内地学者的历史论述在此情况,出于政治考量,对英国人建设性草草带过,而着重描述50、60年代殖民地政府对港人的压迫,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如何带动香港经济勃兴。

而在製造历史事实方面,最为可观的,可说是将香港说成「反帝反殖」,爱国份子的基地。他们以殖民地时期香港华人的不公平对待作为叙事主题,以否定英国殖民管治为目标,将英治香港描绘成一个污烟瘴气、充满罪恶的城巿,强调英国统治为非法佔领。所以,在爱国史家的笔下,「香港回归」乃新中国「洗刷国耻」的一大成就:

透过以上短短文章中的七个国字,爱国史家先将中国近代史写成一部「百年国耻」史,然后透过叙述近代中国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成就,将中国共产党塑造成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民族英雄,成为当代中国的民族神话,以「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为口号,巩固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在爱国史家笔下,香港史书写沦为国家以历史意识执行政治目标的政治工具,一方面完成中国「收回」香港的政治任务,另一方面用以巩固政权,将香港史写成属于「党国民族的香港史」。

拒绝被「拨乱反正」的历史观,香港的故事要由香港人来说
大中原心态

中国史家写香港史,将香港的历史融入国家的脉络,除了背后引导人心回归的政治意图,更反映了中国文人根深蒂固的思想习惯,一种「大中原心态」。这种倾向从近代之先,中国文化如何描述香港可见到端倪。从中原出发,中原文人笔下香港作为华夏边缘的「蕞尔绝岛」,化外之地,自无额外关注之必要。到后期,香港为英人佔据,便有人以尖刻笔触,嘲讽香港乃藏污纳垢之地,香港人不中不西、「洋化」,例如:

中国学者在近代以前,放弃了论述这片土地,即基于这种对香港轻视的心态。

到近代,大中原心态亦变种成陈冠中先生所言的「中国天朝主义」,这种主义「强调中央集权、国家认同、党在法之上、中华儒家文明教化」。基于回归的政治需要,中国史家开始着墨于香港之过去,他们论述的历史即建基于这种中国天朝主义之上-「经历殖民时期的悲惨岁月后,香港人在中国的坚强后盾下,终于完成反殖民地的工作,回归祖国及十三万万同胞的怀抱。」。

香港自身的历史在大陆史家笔下成为民族主义爱国史观中的又一个注脚。这种对香港主体性的有意忽视,是。从前期的对香港视而不见,到后期将香港溶入中国的线性史观中,在表面的转向下,潜藏的仍是对地方独特性一贯漠视,折射出始终如一的大中原心态。

这种大中原心态,事实上也是民族国家本位史观的反映。据Prasenjit Duara于《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所记述,全面的历史应是多元的而非线性的的。民族主义史观,本质上是通过压制其他可能的历史诠释为代价。受压迫者的历史在主流被消声,民族国家的统治者便可以利用人民的无知施行统治。

举例而言清帝国晚期,共和革命家积极参与「重新诠释」中国史。三千年的中国史被诠释为以黄帝为祖的「炎黄子孙」保全血脉的奋斗史。「中华民族」的代表「中华民国」以血缘上的延续为据,理所当然地可以要求子孙「尽忠尽孝」,共拒「外敌」。外敌在哪?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本来应效忠的满人王朝顿成应被驱逐的蛮夷。

通过历史书写,树立世界和伦理观,订下「我」「他」的藩篱,製造必然的冲突,导向政治上的统一。显然地,这种线性的民族国家历史论述,是以拥有共同文化的汉族和仇外文化。而到后来,国民政府「忽然」觉醒,提倡「五族共和」,将历史论述推倒重来,以维护帝国主义觊觎下岌岌可危的边彊,但这是后话了。

在此特别需要指出,中国文人对香港由贱视到抬高,态度之大相径庭,实际亦反映了同一种大中原心态。其观照香港的角度,其分析香港的方法,其判断是非的尺度,仍然基于将香港融入国家论述的前提之上。应该说,「国家」在叙事者的心目中,既是当然的前提,也是必然的目的。国家论述的大历史,其正确性和权威性必然凌驾于任何本土、地方或其他意识形态之上。

本土香港史的可能性

「不论是殖民史观还是国族史观,都没有从香港人的角度看历史,其着作当中的香港人都面目模糊。」《城邦旧事-十二本书看香港本土史》的点题之句,也引出了香港历史书写日后可能的发展方向。

我校人文和创作系罗贵祥教授主编之《再见亚洲:全球化时代的解构与重建》提及,香港的城市想像「历来都是以(构想)他人的目光来界定自身」。但这种从他者角度审视香港的习惯,在香港本土意识逐渐崛起的现在,也开始产生变化。香港人开始使用不同的历史论述框架(而非他人赋予的),在英国和中国的史观之间,寻找新的切入点,从过去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香港。

如在《再》书中,罗氏便指出由,香港学者可以尝试以「亚洲」角度「再想像或再记忆香港」,从国族与国族之间的狭缝中再发现香港。香港属于边缘之地,「有许多纠缠複杂的问题和处境」,具备「多元複杂性」,而英国殖民者和中国民族主义者都提出了各自的「香港故事」,一套主流的,有利官方统治的历史论述。而漠视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边缘团体,例如华籍英兵、印度人、其他非华裔公民的往迹。与此相对的,以区域的非国别的手法「再发现香港民间」,或许是更符合香港作为边缘城邦的作法。

在罗贵祥教授的亚洲视角以外,也有从两广的角度观照香港历史的,如我系锺宝贤教授所撰《香港精英与广东自治》一文,便考证了二十世纪初香港上层菁英如何介入中国内政。殖民史观之论述多指二十世纪初华商阶层不关心香港政治、民族史观则多指香港为中国革命之基地,是反帝民族团结的一份子。但锺教授发现,当时华商「大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反而大多数都有追求本土自治的倾向。

军阀陈炯明于1918年组织粤军反攻国民政府期间,香港及广东华商大多支持,陈氏失败后亦于香港下野。到1924年,得苏联资助下,广州政府于攻陷并焚燬广州西关一带建设局,约五万广州华商逃难避走香港。可见,香港除了民族史观所示,是「民族革命的基地」外,也是民族革命大旗下,各政治势力权斗失败者的避难所。立足本土,考察史料,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殖民主义或是民族主义者的线性史观,都将太多的过去掩盖了,简单化了中港之间的关係。

本土史家致力还原香港史的原貌,填补他者刻意淡化的历史空白。例如,按照国内史家强调反殖反帝思想的逻辑,六七暴动本来是香港同胞反英反殖的最佳史例,但当中共否定了文革的极左思想,暴动后港人对共产统治又产生恐惧,国内史家都倾向淡化这段历史,以免这段历史记忆再度刺激港人的拒共情緖,影响「回归」进程。相反,本地的香港史研究者如《六七暴动 – 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的作者张家伟在自序中就明言:

(推荐:当警察站在人民的对面─ 过去撼动香港的两次流血暴动)

总的来说,不论殖民史观,抑或民族史观,两方面既是提供了观照香港历史所必须的切入点: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殖民史观在政治上反映了当时殖民地官僚阶层对香港的看法,同时,殖民史观重视经济效率的特点也和当时香港的主要发展方向相符;民族史观方面,香港与中国仅一河之隔,绝大多人口都是来自中国的难民,而其经济形态又和中国内陆(特别是两广)的需求息息相关,不论地缘、政治、经济上,中国都是观照香港历史不能抛开的元素。

本土史观所追求的,并非妄图缩小殖民政府和中国元素于香港史的影响力。反之,是在了解两者影响力的同时,努力撇开来自两方意识形态的束缚,致力于以当时香港人(而非外国人眼中的香港人)的历史经验,撰写香港的过去:以本地过去发生的事件、以非外来的分析理论框架,来诠释这片土地的过去发生了甚幺?为何发生?对你我的现在?有甚幺意义?等等。

拒绝被「拨乱反正」的历史观,香港的故事要由香港人来说
总结

现代所谓的恶,不单在于犯罪,而是自甘平庸、自甘为体制消融,而不思考自己的责任。历史于极权的政府,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工具。但优秀的的历史论述,同样能起到溯本追源的作用。在「舆论」和「官方说法」以外,以史为据分析你我、你我的土地、你我的香港社会。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曾说:「人类与强权的斗争,其实也是一场记忆与遗忘的抗争。」拒绝遗忘,不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在今日的乱局中,记住自身理想和利益所在,寻找定位、方向,不致殆尽于集体的愚昧当中。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作为大学生,理应独立思考,冲破人云亦云的桎梏。香港为英帝国殖民逾百载,意识形态、制度等均和大陆截然不同,因而具备「本土性」,亦拥有本土的观点,这是历史的巧合,也是不争的现实。作为统治阶级,你可以认同、反对、利用、甚至操纵本土性,但一切的前提都是尊重现实。即如周总理常言「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违背此理,只能带来不理解、对抗和裂痕。昔日仍在低语,记忆的疤,最难痊癒。

已故文学家也斯说过:「大家似乎都想证明香港自己不会说故事,香港的故事要由他人来说」。香港的过去常为他人所书写,他人笔下的香港,也只能是他人的香港。香港处于帝国/华夏边缘,固然令我等难成主流;但这也是我们除魅的契机:暂时远离主流的国家论述,在「全盘肯定/否定」(中国的国家论述和英国的殖民论述)之间,摸索最适合自己的历史诠释。

这绝非政治不正确,而是立足于香港本土性的合宜态度。在香港这片地土,凭百年风雨同渡,我们总能撑伞共行。

参考书目/延伸阅读
    蔡荣芳:《香港人之香港史 1841 -1945》(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 王宏志:《历史的沉重:从香港看中国大陆的香港史论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 陈学然:《五四在香港 殖民情境、民族主义及本土意识》(香港:中华书局,2014年)。 林孟和:《中共的民族主义与香港回归政策》(台北: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 李济琛、陈加林编:《国耻录-旧中国与列强不平等条约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刘蜀永:《刘蜀永香港史文集》(香港:中华书局,2010年)。 Hase, Patrick H. THESIX-DAY WAR OF 1899: Hong Kong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凯斯.詹京斯( Keith Jenkins)着,贾士蘅译:《历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台北:麦田出版,2006年)。 罗贵祥编,《再见亚洲--全球化时代的解构与重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 赵雨乐、锺宝贤主编,《九龙城》(香港:三联书店,2001年)。 班纳迪克.安德森着,吴叡人译,《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Edition, 2006),(台北:时报出报社,2010年)。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 Narrative of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王明珂着,《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